2026年AACR大会，ADC相关摘要401份。双抗ADC与双载荷ADC合计超100项。一年前这个数字是44。翻了一倍多。

大会评选出的100个“重磅ADC”中，中国药企独占72席。在亮相的250余款中国创新药中，ADC多达92款，占比近40%。来自中国的摘要高达866篇，占比约7.5%，位居全球第二。

三年前，中国做ADC的只有十来个老靶点。一年前，全球第一个双抗ADC的III期阳性数据还没问世。现在，光是EGFR/c-Met双抗ADC就有至少五家进入了人体试验。

但这次跟Enhertu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海外药企的进度并不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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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利康在2026年JPM大会上将“下一代IO双抗+高价值ADC”列为增长支柱，临床阶段已布局8款全资ADC，计划2026年开展广泛III期临床试验。但双抗ADC这个具体方向上，进度最快的仍处在早期。默沙东的重心押注在从科伦博泰引进的TROP2 ADC上，围绕sac-TMT与K药的联用已启动十余项III期临床，而PD-1/VEGF双抗MK-2010的首批临床数据刚刚在AACR 2026上首次公布。

Zymeworks在AACR 2026上展出了ZW418——一款靶向PTK7的双表位ADC，但IND申请计划于2026年上半年提交，尚未进入临床。Sidewinder Therapeutics在2026年4月完成1.37亿美元B轮融资，其双抗ADC管线SWT012计划于2026年底提交IND。Sutro Biopharma在AACR 2026上展示了STRO-227的临床前数据，IND预计在2026年底提交。

进度最快的几家也只到IND或I期。如果以BL-B01D1的III期双阳性为基准，海外药企在双抗ADC上的整体进度，大致相当于中国2023年底到2024年初的水平。

这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窗口期。在单抗ADC上，中国企业一直在追赶。在双抗ADC上，双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附近。而中国立项到首批人体数据约两年——比美国平均快一年——正在把这条起跑线拉成领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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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技术方向能不能站住，不看机制，看临床数据。

第一条证据链来自百利天恒。BL-B01D1是全球首创的EGFR×HER3双抗ADC。BL-B01D1-305研究在预设的期中分析中达到了PFS和OS双主要终点，是全球首个ADC药物在食管癌领域取得双阳性结果的III期临床研究。这款药已有1项NDA被受理，3项注册III期推进中。

第二条证据链来自正大天晴。TQB6411是全球首个公布人体临床数据的EGFR/c-Met双抗ADC。2026年ASCO官网披露：在≥4 mg/kg剂量下，8例可评估患者中4例达到部分缓解，ORR为50%，DCR达100%。这款药对c-Met亲和力强于EGFR端（效价比2:1）——不是为了平衡，是为了精准。

第三条证据链正在成形。恒瑞医药与甫弘生物联合申报的FH-006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EGFR/B7-H3双靶ADC，2026年5月获CDE受理，剑指肺鳞癌等难治性实体瘤。

三组数据指向同一个方向：双抗ADC从“能不能做”走到了“能不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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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R 2026展出的新一代双抗ADC中，出现了大量此前从未公开过的靶点组合。百奥赛图以17份报告成为本次大会ADC成果最多的药企，其BCG045（TROP-2×MUC1）、BCG044（EpCAM×HER3），海思科的HSC00189（FRα×CDH6），此前在公开文献中几乎找不到。

靶点组合策略大致分三条线。

一是针对耐药机制。EGFR×c-Met最具代表性。MET扩增已被明确为EGFR-TKI获得性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同时靶向两个通路，让它们互相补位——当肿瘤试图通过上调c-Met逃逸时，另一只手已经等在那里。

二是扩展人群覆盖。乐普生物的MRG008是全球首创的EGFR/5T4双抗ADC，在EGFR低表达模型中仍能通过5T4维持药效。

三是融合免疫调节功能。荣昌生物的RC288靶向PSMA及B7H3，2026年4月获批临床，5月即完成首例患者入组给药。

更激进的设计也在冒头。多禧生物的DXC018、信达生物的IBI3028、康宁杰瑞的JSKN021均采取了双抗+双载荷设计。

但热闹背后也有隐忧。靶点选择仍集中于B7-H4、TROP-2、HER2、EGFR、c-Met等成熟抗原的组合，载荷以Topo I抑制剂为核心。数量翻倍的背后，原创靶点组合的比例并未同步上升。多条管线在相同靶点组合上做改良，差异化成本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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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交易的节奏也在加快。2026年1月，荣昌生物将PD-1/VEGF双抗RC148授权给艾伯维，首付款6.5亿美元，刷新新年公开纪录，总里程碑最高达49.5亿美元。百利天恒将BL-B01D1授权给BMS后，因乳腺癌全球关键注册临床的节点触发，BMS在2025年11月支付了2.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

这些交易的共同点是：跨国药企在为一件事支付溢价：中国药企能在更短时间内把管线推进到可验证阶段。

但管线进了临床不等于能上市。CMC是双抗ADC绕不过去的坎。双特异性抗体的两条不同重链和轻链要在同一个细胞中正确组装，错配率管理、产量提升、纯化工艺，每个节点都成倍增加制造难度。

再将这种双抗结构偶联上细胞毒性载荷，DAR值的批间一致性、连接子稳定性验证，每加一个变量，复杂度以乘数递增。从IND阶段的实验室生产到商业化规模生产之间，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药企真正跨越过这道鸿沟。

更关键的是，分水岭的考验不在一个分子的成败。BL-B01D1的III期双阳性结果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但它能不能被第二条、第三条管线完整复制，才是判断这个技术方向能否结构性地站住的唯一标准。这个答案，至少要等到接下来两轮ASCO数据读完才能初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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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做了二十年抗体的药学教授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间断了一代。”断掉的一代，是连接子。抗体好找，毒素也不缺，缺的是能在血液里稳住、进了肿瘤才断开的那根绳子。直到新一代可裂解连接子解决了这个问题，Enhertu横跨乳腺癌、胃癌、肺癌三大癌种。

但Enhertu也暴露了单靶点ADC的天花板。一个分子，一个靶点。表达靶点的癌细胞一击毙命，不表达的细胞全部逃脱。许多理想的肿瘤靶点在正常组织中也有低表达，高剂量高毒性，低剂量低疗效——这是ADC设计中最老的那根钢丝绳。

双抗ADC的逻辑很朴素。把单点制导升级为双重制导，只有同时表达两个靶点的肿瘤细胞才被识别和杀伤。肿瘤特异性提升，脱靶毒性降低；一个靶点下调，另一靶点仍能维持杀伤。

但真正的变化不在技术原理，而在谁在主导这个方向。单抗ADC时代的中国药企，大多是在已验证的靶点上做工程化改良。双抗ADC的靶点组合需要从头设计，亲和力差异需要自主设定，这让中国企业第一次有机会在“原创靶点组合”这个维度上站到全球前排。

Enhertu是上一代ADC把石头推到山顶的人。现在，同一块石头到了另一群人手里。坡更陡了，石头也更重了。

靶点组合还在翻新，BD交易还在加速，CMC的坎还没跨过去，后面的第二第三梯队还需要独立验证。但不管石头最后停在多高，这件事已经传递了一个信号：最难的那段路，开始有中国人在前面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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