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

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4月30日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图片来源/新华社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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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翼”，科技创新是源头，重点创造知识和增加技术供给；产业创新是载体，为科技创新提供应用场景，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和市场价值。

未来产业发展大部分都是科学驱动的产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撑。实践表明，“十五五”布局的未来产业大部分都经过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全过程。

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支持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资金来源多元化。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基础研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健全从基础研究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多元接力支持机制，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转化和实现产业化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张一鸣

基础研究是新兴产业的“种子”和未来产业的“根系”，只有夯实底层原理突破，完善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工程化能力，中国才能在未来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如何发挥基础研究对推动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作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吕薇。

吕薇长期跟踪基础研究，撰写了多部基础研究领域的专著。她认为，当前，我国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入世界前沿和无人区，迫切需要原创成果支撑产业技术创新，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机制，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发挥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能力。一方面，要加快部署面向世界前沿科学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学研用合作，高质量凝练科学问题，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提出原创成果需长期积累与容错机制、自由探索需宽松环境与基金支持、基础研究支撑应用技术创新等中国经验，在当前阶段，这些经验对中国尤其重要，应当如何结合当前面临的新情况，进一步优化提升？构建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计划—产业资本“三位一体”资助体系，目前还存在哪些需要破解的难点？

吕薇：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创新链各环节需要各类资金接力支持。2022年至2023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机制研究，进行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10个案例研究表明，从获得科学基金第一笔直接资助到成果产业化落地平均经历了约13年，到获得国家奖项时平均经历了约17年。有些团队从开始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经历了20—30年时间。问卷结果显示，在555位受访者参与的研究项目中，从开始研究到获奖超过11年的占76.9%，超过16年的占28%。在重大科技成果形成过程中，大部分研究团队都获得过包括所在单位、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产业化示范项目等支持。各类资金分工协作，互相补充，形成全链条覆盖。总体看，科学基金重点支持早期基础性研究；进入应用转化阶段，其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和产业部门、地方政府等进行较大力度投入；产业化阶段企业资金进入。实践表明，从基础研究的科学突破到产业化应用，需要构建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计划—产业资本“三位一体”资助体系。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重大科技成果形成过程中的投入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例如，目前我国科技计划实行分类管理，科学基金与应用研究由不同部门管理，在实践中，一些有应用潜力的基础研究成果，往往因无接续资金支持被束之高阁。专家们普遍反映，目前在中试阶段和创业初期，资金供给不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断链风险。因此，解决这个矛盾，要根据各类投入主体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分工明确、科学基金—科技计划—产业基金—资本市场有效衔接的协同投入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培养科研人才、培育重要研究方向、发现和遴选新技术路线的作用，为重大科技成果打好科学基础。提高科学基金中以自由探索为主的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比重，广播种，选好苗，加大原创性自由探索项目的入选率，对有研究潜力的人才继续支持。重点项目和杰出青年项目等，则应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科学意义重大或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研究项目。二是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重大技术攻关阶段，应发挥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的作用，充分利用已有适用基础研究成果和超前部署需要的基础研究项目。建议在重点研发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战略导向的重大基础研究发展项目，开展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打通基础研究从点上突破到集成应用转化的渠道。三是示范项目和产业化阶段，应鼓励产业基金、社会资金投入，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

基础研究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要允许试错和容忍失败。我们选择的案例都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的案例，是成功的案例。在实践中，还有许多不成功的案例，大量基础研究成果不可能都转化为应用，但研究过程可以培养人才，积累知识。在大多数未获奖的项目中，有的可能成功，有些可能失败。即使失败了，至少可以证明这个方向走不通，为后人提供参考，同时，探索了相应的知识。在我们调查的案例中，许多研究项目是分阶段进行的，不断探索才获得成功。还有一些原始创新，要不断地探索研究路线，这条路线行不通，要换条路径实验。不能因为一次不成功就停止研究，要分阶段评估，滚动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建立非共识项目资助机制，目前还存在哪些需要破解的难点？

吕薇：首先，非共识项目是特指科技创新领域中，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科学假说颠覆现有主流知识体系、行业范式，领域内专家尚未形成统一认可、争议大的原创探索类科研项目。并不是专家不同意的项目就是非共识项目。非共识项目的特点是具有原创性、颠覆性和探索性，通常是一些新的概念和创意，开始看不清方向，需要经过研究来证实。如，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但是，他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因为提出相对论。因为当时相对论还没有被实验验证，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由于非共识项目主要是原创性的、颠覆性的观点，还不被主流学派认可，一些这类项目在初始阶段往往难以获得竞争性项目资金的支持。由于非共识项目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强、风险大，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因此，在调研中专家们建议，对非共识项目一开始不一定要有完善的方案和明确的技术路线，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完善，允许试错，宽容失败。通常开始是小额资助，实行分段评价，滚动支持。经过几个研究周期，就知道是否可行了。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国际的科技竞争格局已经悄然生变，目前强调构建战略导向的需求基础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对促进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有什么作用？

吕薇：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国际上通常将基础研究分为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研究。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基础性研究。比如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典型的需求导向基础研究。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要分类管理。一是项目形成机制不同。自由探索基础研究要发挥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实行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由科研人员自主申报，择优录取。需求导向基础研究则要解决特定问题，其决策机制实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大部分都是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自上而下的研究计划。而科研人员也可以从国家战略和现实需求中自主地凝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二是资助和评价机制不同，资助和组织模式不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按学科划分，研究主体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靠科学基金资助。资助对象以科学家和小团队为主，需要长期稳定支持。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大部分都是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来推进实施的。三是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为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打下良好基础。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往往是实现点的突破，而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则是以目标导向的集成研究。大部分都是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产业化一体推进。

目前，未来产业发展大部分都是科学驱动的产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撑。实践表明，“十五五”布局的未来产业大部分都经过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全过程。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科学研究为科学驱动的未来产业发展打下坚持基础并发挥引领作用。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批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的论证下，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置了量子计算、量子测量、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专项，经过多年持续不断地研发，我国的量子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又如，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自主探索核聚变技术的基础研究，2007年又参加国际核聚变合作计划。还有，20世纪90年代我国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大科学计划等。这些都为目前的核聚变能、生物医药、基因治疗等未来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科学基础。由此可见，发展未来产业要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以及产业化全链条，超前部署。为了提高基础研究对创新的直接贡献，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要加强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

目前，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也面临较快的技术迭代。如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技术正面临多种技术路线竞争，也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如宁德时代在上海建立未来能源实验室，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支撑未来电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中国经济时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基础研究的制约力日趋明显，如何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

吕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翼”，科技创新是源头，重点创造知识和增加技术供给；产业创新是载体，为科技创新提供应用场景，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和市场价值。

目前，我国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入世界前列和无人区。关键技术买不来要不来，未来产业无参照学不来，迫切需要原创成果支撑产业技术创新，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以跟踪研究为主，原创能力不强，不能满足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机制，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发挥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能力。要加快部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科学、深空深海深地等前沿领域前瞻部署一批研究课题，抢占前沿技术制高点，争取战略主动权。另一方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学研用合作，高质量凝练真实的科学问题，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和评价机制，实行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研究、稳定支持与竞争支持相结合，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同时，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支持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资金来源多元化。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基础研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健全从基础研究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多元接力支持机制，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转化和实现产业化发展。

在产业创新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在继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一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实施应用导向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鼓励企业主导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创新，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另一方面，优化和整合各类创新平台，提高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服务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已建立起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区域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要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分类施策，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增强行业技术供给能力。加强新技术应用和推广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体系，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培育新的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应用。

中国经济时报：体制机制问题是制约基础研究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应当如何谋划改革的步骤，提升改革的协同性？

吕薇：2025年，我国已经进入全球创新指数第十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与世界前列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其主要原因：一是资金来源单一，主要靠政府投入。近两年企业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略有增加。但是与创新前列国家相比，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目前，我国一些行业龙头企业进入技术前沿，迫切需要基础研究支撑前沿技术开发和关键技术攻关。因此，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二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大学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因为项目评价和人才评价体系等原因，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不敢做风险比较大的原创性研究。要通过改革项目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鼓励探索前沿领域，开展高价值和高风险的基础研究，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形成更多0—1的科学突破，支撑原始创新、引领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三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转化衔接不畅。一方面，产学研脱节，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项目与需求脱节，不适应产业需求。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出题、科技答题和市场判卷的机制，推进产学研合作，凝练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从源头上打破科技与产业脱节。另一方面是成果转化的路径不畅。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转化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分阶段推进。要实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多措并举，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既要发挥政府基金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依靠政府、科研机构和市场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及其转化中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市场发现机制，促进相关成果转化和应用。建立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机制，发展耐心资本，鼓励长期投资，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

总 监 制丨杨玉洋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刘卫民

审 核丨王小霞编 辑丨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