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蒙特利尔北区第39分局16名警察被指控系统性针对黑人和阿拉伯裔进行盘查与羞辱丑闻，正面临严厉调查。这起由警局内部人员“吹哨”揭发、涉及整个巡逻小组的丑闻，其恶劣程度令人发指：涉案警员不仅涉嫌故意针对特定族裔开具莫须有的罚单，甚至有警员在粗暴执法过程中，强行剪掉黑人居民的头发和辫子作为某种带有羞辱性质的“战利品”搜集。

蒙特利尔市警察局局长达格尔（Fady Dagher）证实这批警员大多是年资在五年以下的年轻男性，目前14名被调职的警员工作上不得与市民有任何接触。他又暗示事件可能还会涉及更多人，对这类事件绝不姑息。

随着媒体持续披露丑闻，彻底撕开了本地执法系统的遮羞布，在魁北克引发了巨大震动。然而，在本地华人社区里，不少人的反应相对平淡：“警察从来不找我们麻烦，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种“置身事外”的安全感，真的靠得住吗？

 “从未被盘查”，不等于“不存在风险”

在魁北克，华人确实极少与警察发生正面冲突。甚至许多法语流利、积极融入的华人，能在本地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特有的亲近感——在北美英语强势文化的包围下，懂法语、认同魁北克文化的华人，往往容易被接纳为“自己人”。

但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默契，在突发的执法现场可能会瞬间失效。

试想以下场景：当你在路上被警察拦截，因为紧张而无法用法语流利对答时；当家庭纠纷引发邻居报警，面对上门的警员，你因语言障碍无法说清原委时；或者当你的移民身份尚未稳固，遭遇不公却因惧怕体制而选择隐忍时。

这些处境，许多华人移民并不陌生。语言障碍加上对司法系统的陌生与畏惧，让我们在面对公权力时，往往比其他族裔更倾向于选择沉默。 这种沉默不是因为“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更“不确定说了有没有用”。

当权力失去监督，市长家人也无法幸免

面对这场风波，蒙特利尔市长索拉娅·马丁内斯·费拉达（Soraya Martinez Ferrada）在接受Radio-Canada早间节目采访时，罕见地公开了作为“少数族裔”的酸楚。

市长坦言，她的丈夫就是一名黑人。就在过去的一年里，她的丈夫在开车时至少被警察拦截盘查了五六次——每一次，都是完全无缘无故的。

堂堂市长的丈夫，仅仅因为肤色，在普通的日常出行中就要频繁遭遇公权力的无端滋扰。连拥有如此社会地位的家庭都无法幸免，普通新移民在街头面对带有偏见的执法者时，又该如何自证清白？这正是少数族裔每天不得不面对的冰冷现实。

执法记录仪的缺席：被拖延的“自证清白之眼”

第39分局的丑闻之所以只能靠内部人“反水”才得以曝光，再次将一个悬而未决的质问推向台前：为什么蒙特利尔警察至今没有全面推行执法记录仪（Body-Worn Cameras）？

放眼加拿大，多伦多警队早在2021年底就已全面完成了全警部署；温哥华、卡尔加里、渥太华等城市的执法记录仪也早已成为一线标配。

这块小小的摄像头，意义绝不仅是监督警察，它同样在保护被执法的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语言能力有限、在争议现场无力自证清白的新移民。

蒙特利尔警方长期以“预算不足、隐私合规和操作培训”为由推进迟缓。但更深层的阻力，来自警工会对外部审查的本能抗拒。对普通市民而言，执法记录仪的缺席意味着：一旦在街头发生争议，在你的陈述与警察的陈述之间，没有任何客观镜头来判定谁说的是真的。在高度倾斜的权力天平面前，弱势的一方往往只能吞下哑巴亏。

冰冷的数据：你被拦下的概率，取决于你的肤色

许多人倾向于将这次丑闻归咎于“少数坏苹果”，但最新的科学研究无情地反驳了这种洗白。

根据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社会学教授维克多·阿莫尼（Victor Armony）研究团队最新的警方拦截数据分析：

在蒙特利尔，黑人被警察任意拦停的可能性是白人的4倍，而阿拉伯人被盘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

在相邻的拉瓦尔市，这一差距更夸张：黑人和阿拉伯人被拦停的可能性分别是白人的4倍和7倍。

研究明确指出，即使扣除犯罪率等变量，这种极端的盘查比例差异依然存在。这不是个别警察的职业道德问题，而是根植于整个执法系统内部的、系统性的惯性歧视。

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如此确凿的数据，魁北克省政府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固执地拒绝承认魁北克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这种政治上的回避，与警工会的抵制胶着在一起，正是导致旨在保护市民和警员利益的执法记录仪在魁省迟迟无法全面推行的核心根源。

别人的不安全，终究会变成我们的不安全

大部分第一代华人的生活轨迹高度务实：上班、做生意、买房、送孩子读书。我们极少主动与司法系统打交道。

有人会说，黑人和阿拉伯裔遭遇的是直接的街头粗暴执法，而华人的困境更多是职场的隐形天花板，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背后的社会学逻辑是完全相通的：这个系统依然在用隐形的标准，划分谁是真正的“自己人”，谁是随时可以被冒犯、被审视的“外来者”。

华人常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勤奋、守法、低调。但这个标签的潜台词往往是：只要不直接侵害到自身利益，这个群体就不会发出声音，最好对欺压逆来顺受。

然而，当公权力的任意裁量权可以不受约束地凌驾于某一个特定族裔之上，甚至可以强行剪掉人家的头发、可以无故拦截市长家人五六次时，保护这个社会的法治防线就已经开始崩溃了。

关注系统性歧视，推动执法记录仪的全面普及，不是出于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都生活在同一套执法系统和制度之下。

信任是整个社会契约的基石。当基石被公权力侵蚀，没有一个少数族裔可以永远独善其身。别人的不安全，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的不安全。

艾森/艾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