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烽烟四起，黄巾之乱、军阀混战轮番上演，流民遍布道路，百姓流离失所。群雄彼此攻伐，各路诸侯为争夺地盘，征发民力、搜刮粮草，无数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生灵涂炭的时代，益州在刘璋的治理之下，自成一方安稳天地，蜀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堪称汉末罕见的世外桃源。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即便站在图谋益州的立场上，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刘璋治下益州民殷国富，民间人口充裕、府库财力充足。

庞统向刘备献策夺取益州时直言：“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

法正向刘备进言同样点明益州殷实：“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  

八年之后呢？接手益州的刘备治理蜀地八年，诸葛亮的话：“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仅仅八年之后，还是这个益州，诸葛亮对益州的评价，就从“民殷国富”转为“民贫国虚”了。

不是诸葛亮一个人这样说，蜀汉大臣廖立也说：“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诸葛亮自己又接着治理了十一年，时人评价：“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很多后世文人，推崇诸葛亮治蜀，但是历代所有赞美诸葛亮治理益州的文字，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刘璋时期 “民殷国富” 的评价。称颂诸葛亮，落脚点大多是政令严明、品性高洁之类的，不会说普通百姓生活富足。

很多人经常引用三国志一段评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很多人将此当作益州百姓安居乐业的证据，但细读便能发现其中关键区别。

国家仓库的粮食都是足额的、国家的武器库里的装备都是精心保养的，国家囤积的物资是充裕的。办公是朴实无华的，民间连一个醉汉也没有。

这里面可完全没有提到益州民间的情况，至于“路无醉人”只能说明蜀汉法度严苛，不能说明诸葛亮治下民众生活是富裕的。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诸葛亮治下，后方都不能供给钱粮兵员了，而且壮丁大量逃亡，吕乂能抓到壮丁，诸葛亮马上给他升官进爵。

刘璋可以说是东汉末年为数不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他本人以及家族利益之上的政治家，刘备和诸葛亮之流不过是拼命压榨人民汲取资源用于争霸的野心家。

刘璋才是真正的三国之光，刘璋之高洁比刘备诸葛亮之流的野心家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最能体现刘璋品性高洁的，便是郑度献策一事。刘备孤军深入益州，兵力不足万人，补给依靠野外粮草，没有稳固后勤。郑度向刘璋献上坚壁清野之计：将巴西、梓潼百姓全部迁徙到涪水以西，烧毁野外粮仓、粮食，依托深沟高垒坚守不战。刘备军队得不到补给，不出百日必然退兵，届时出兵追击便可一举击溃。

刘备听闻这条计策之后十分恐惧，急忙询问法正对策。法正早已看透刘璋，笃定地判断：刘璋绝不会采纳。事情果然如法正预料，刘璋对麾下群臣说道：“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 他拒绝了坚壁清野的方案，罢免郑度，不愿为了打赢战争，逼迫百姓流离迁徙、损毁家园。

可刘璋不愿以牺牲百姓安稳为代价换取胜利，这份体恤民众的仁心，被后世斥为 “妇人之仁”。

如果跳出 “成王败寇” 的评价，比起连年征战、不断压榨民众支撑争霸宏图的统治者，愿意尽全力守护境内安宁、不愿扰动百姓的刘璋，才更值得被尊重。

统治者如何对待百姓、如何对待天下人，百姓与国人便会如何回馈统治者。人心的向背，从来都藏在漫长历史细节之中。

宋襄公在盂地会盟上遭楚成王伏击，被绑架押往楚国。即便君主身陷敌营，宋国上下依旧感念宋襄公往日为政，举国不曾心生叛离。危急时刻宋人拥立公子目夷暂代君位稳固大局，但朝野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营救宋襄公。等到楚国迫于形势释放宋襄公归国，公子目夷坦然交出君权，不曾贪恋权位。宋襄公感念兄长为国操劳，随后册封公子目夷为左师，执掌国政，近乎宰相。兄弟二人彼此信任，君臣同心，演绎出难得的兄友弟恭。

后来又发生泓水之战，后世长期将此战视作宋襄公 “蠢猪式仁义” 的佐证。这场战役宋军惨败，宋襄公身受重伤，史书明言 “国人皆咎公”，国内百姓纷纷埋怨他错失战机、招致大败。

可史实远不止于此。身负重伤、丧师辱国的宋襄公，在伤痛之中苦苦支撑七个月，最终病逝于君位之上。整整七个月，宋国朝堂波澜不惊，没有大臣趁机夺权，没有贵族起兵叛乱，所有人安静陪伴这位战败的君主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我们不妨对照历史，便能体会这份体面何其难得。对明朝社稷有再造大功的朱祁钰，仅仅一场重病，正月十七日夺门之变骤然爆发，一夜之间皇位易主。倘若被驱逐出宫的朱祁钰回望历史，心中恐怕也会生出疑问：我竟然还不如战败重伤的宋襄公？

古往今来的君主，大多深陷权力带来的不安全感。尤其是战败、身负重伤、重病缠身的君主，权力根基摇摇欲坠，随时可能遭遇政变、幽禁乃至杀身之祸。若是秦汉之后的帝王落到这般境地，几乎很难避免血腥的权力惨案。很多失势君主，就连请求慢死、享用一餐食物的机会都得不到，一如临死求熊掌而不得的楚成王。

宋襄公的对手楚成王一生擅长权谋，屡次背弃盟约、以诡计压制诸侯，对外征伐不休，视信义为空谈。可人心不会永远容忍无休止的欺诈与掠夺，晚年祸起萧墙，最终被太子商臣发动兵变围困宫中。穷途末路之际，楚成王乞求临死前吃上一碗熊掌，想要借烹制熊掌耗费的时间等待外部援军。商臣深知其父心机，断然拒绝，不留丝毫余地，逼迫楚成王自尽。弥留之时，楚成王大概会无比羡慕宋国那份彼此信任、不失体面的君臣兄弟父子之情。

但是宋襄公不必调动军队压制流言，不必清洗心存不满的朝臣，无需依靠高压手段稳固权柄，安安心心养病疗伤，直至生命终结。

百姓很现实，他们分得清：君主是否愿意克制私欲，是否愿意尽量避免战火、减少赋税徭役。宋襄公打了大败仗，民众嘴上埋怨战事带来的损失，心中却没有滋生赶他下台、取而代之的念头。大家可以批评君主决策失误，却不愿意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这份难得的安定，根源便是宋国上下发自内心的拥戴。

这，便是仁义的力量。

后世无数人站在成王败寇的视角嘲讽宋襄公迂腐可笑，却无视这份难得的君臣互信、举国包容的体面。成王败寇的标尺之下，杀伐取胜者被大肆颂扬，坚守信义、心怀底线之人不断遭受奚落。世人追捧权谋诡计，把信义视作愚笨，把体恤苍生视作懦弱。

无论是益州不忍驱民避战的刘璋，还是泓水战败仍得国人善待的宋襄公，二人都落入同样的历史困境。他们选择善待治下民众，不愿意为争夺霸业，强迫百姓承受流离、兵役、重赋的苦难，于是被贴上软弱无能的标签，“望之不似人君”。

评判历史人物，如果只以疆域胜负、霸业成败作为唯一标准，我们终将看不见最珍贵的东西：统治者心中对普通人的体恤，人与人之间不受胜负冲击的信任，以及恪守道义、不愿不择手段的本心。

如果要说历史“正统”，从宋襄公到刘璋，导致真正历史的“正统”。